牛股远期策略归来已是传奇：这个17岁少年，如何成了郑和远洋的“黄金配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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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江苏太仓的一个施工现场意外发现了一座明代夫妻合葬墓。根据发掘出的墓志，墓主人名叫陈贤，是明初的中级武官，身份并不显赫。然而，墓志上的一段文字引起了学者们的注意：

会中官奉使将航海通西域选壮士江南时，行伍士卒百方避，君不避，遂从在麾下，最见亲信不舍，数岁间三往，涉万里外，来返无恙。

这里的“中官”指宫中宦官，而永乐到宣德年间，航海通西域的中官是谁？相信大多数人都能想到郑和。从此，陈贤与“郑和下西洋”这一宏大叙事紧密相连。根据这方墓志铭，一些不见于史籍记载的平凡人往事得以重现：永乐十年十一月十五日（1412年12月18日），郑和受命第四次下西洋，接到命令后，郑和开始在江南地区招募水手。在那个时代，远赴异域的航海充满未知的风险，行伍中许多人视之为“死亡任务”避之不及，而此时，一位年仅17岁的少年军人前来应募，成为船队一员。这位少年就是自幼在卫所长大、刚袭承父亲军职的陈贤。永乐十一年（1413），郑和率船队出发，陈贤，这个在史册里未曾留名的“小人物”，也由此开启他波澜壮阔的航海传奇。

“明昭信校尉陈公安人董氏合葬志铭”拓片，此墓志是太仓卫致仕百户陈胜为其父昭信校尉、太仓卫世袭百户陈贤暨母安人董氏所置合葬墓志。陈贤生前曾追随郑和下西洋

陈贤生前官至太仓卫百户、昭信校尉，为正六品武散官职衔，属中级军官。据其墓志记载，陈贤深受郑和器重，成为其亲信。结合他参与郑和第四次下西洋的时间点来看，陈贤很可能在针对苏门答剌国伪王苏干剌的军事行动中立有战功。此外，陈贤虽是行伍出身，但他沿途一直注重收集各类书籍，将其带回家乡传播文化，并不像船队中大多数人那样乘机经商，大发横财，这样的品质值得敬佩。

除了陈贤之外，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重要角色呢？

郑和铜钟，又称三清宝殿铜钟，铸造于明宣德六年（1431），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此钟为郑和第七次下西洋前所铸，钟肩饰十二组云气如意纹，腹部以云水波浪纹为主，上部环绕八卦纹并铸有“国泰民安”“风调雨顺”铭文，下部铸 54 字楷书铭文，记载铸造时间、人物及祈求航海平安的愿景

大明海医

“船激烈地震动了一下，郑和从遐思中回过神来，不一会眼前出现了一位头戴儒冠的男子，腰间悬着一宝葫芦。郑和分析来者是一位儒医。”

这是2024年1月出版的小说《大明海医：郑和下西洋之医行风云录》里的一段描写。小说出版时，作者已离世半年。作者谭金土是一位收藏家，他生前创作的这部小说的主角陈良绍不仅在历史上确有其人，而且其事迹的发现与谭金土有直接联系——2002年春，谭金土在苏州一位古玩商那里寻觅旧物时，一堆古玩中的一方墓志引起了他的注意，碑刻的材质并非常见的泥砖或青石，而是上好的澄泥，而当他发现碑面上所刻“永乐中膺荐使海”这行字时，便下定决心买下这块石碑。后来，谭金土将石碑捐给太仓博物馆，一位大明海医的尘封往事，也因此被呈现于世人眼前。

相复墓志铭拓片，墓主叫作相复，生前参加了郑和第五次下西洋，船队在非洲东海岸道经麻林国贸易时，遭到“渠魁劫盟而夺掠”，相复遇袭身亡牛股远期策略，是下西洋事业的殉职人员之一

陈良绍“生于洪武丁卯（1387）十一月廿四日，卒于正统戊午（1438）十月十五日”，世居永嘉（今浙江省永嘉县）。与陈贤墓志铭相比，陈良绍的墓志铭没有具体写明他是什么时候加入郑和船队，具体参与几次下西洋之行。但从其年龄推断，郑和于永乐三年（1405）首次下西洋之时，陈良绍已有18岁，具备跟随船队的条件。郑和最后一次下西洋的宣德五年（1430），陈良绍也才46岁，也就是说七次下西洋的时间跨度正好是陈生命力最为旺盛的时期，加上墓志中提到陈“性坦夷，不为外物累”，很可能年纪轻轻就追随郑和，成为船队中大明海医的一员。

在郑和船队中，医生无疑是维系航行成败的关键力量。数万官兵远涉重洋，时刻面临热带疾病、水土不服与意外伤病的威胁。随船医官不仅负责诊疗，更肩负着舰队整体的卫生防疫重任。活跃于明初的官员张洪在其所著《归田稿》里收录有篇《华夷胜览序》，而《华夷胜览》这部书的作者匡愚，也是郑和船队里的一位医士。

匡愚，字希贤（一说希颜），江苏常熟人，生于医学世家，自幼受家学熏陶，并由父匡忠传授医术，早年间以医术闻名乡里。永乐三年（1405），郑和首次出使前在江南挑选医者，主要职责为负责处理船队人员的健康问题。匡愚应召前往，先后于永乐三年（1405）、永乐五年（1407）和永乐七年（1409）三次跟随郑和船队下西洋。根据其经历，匡愚撰写了《华夷胜览》一书，记载所经国家的山川、风俗、物产。可惜原书已佚，仅存序文。

另一位正使太监

2005年10月上旬，南京市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正德学院在校区建教职工宿舍楼时发现一座砖室古墓，通过出土墓志铭得知，墓主是曾参与郑和下西洋的明代宦官杨庆；2010年，南京市江宁区祖堂山社会福利院施工现场又发现一座明代墓葬，墓主为明代太监洪保，是郑和的重要副手；2012年底，“王景弘地券”在南京赛虹桥街道凤凰村一处民房废墟内被发现。王景弘是地位仅次于郑和的正使太监，但传世史料极其稀少，地券的出现，提供了许多前所未见的信息。

确切地说，王景弘、洪保、杨庆绝不是“无名之辈”。首先，《天妃灵应之记》碑文末尾的几个有限署名位里，便有王景弘和洪保的一席之地；其次是《明史》写郑和首次下西洋时就明确记载：

“永乐三年六月，命（郑）和其侪王景弘等通使西洋。”

只是，后世在讨论下西洋功绩时，王景弘的贡献常为郑和的盛名所掩。这种情况古已有之，例如清代编修《明史·宦官传》记载：

“当成祖时，锐意通四夷，奉使多用中贵。西洋则（郑）和、（王）景弘，西域则李达，迤北则海童，而西番则率使侯显。”

尽管提到多位宦官姓名，但到具体立传时，永乐朝只有郑和、侯显两位宦官单独立传。

郑和铜钟（局部），铭文为“吉日，太监郑和、王景弘等同官军”。从姓名排序上看，王景弘地位仅次于郑和

王景弘地位仅次于郑和，但后世对其研究远不及郑和深入，直接原因当然是史书中关于人个人的信息留存过少，且其名在文献中时有异写（如《布施锡兰山佛寺碑》记作“王贵通”）。学界对于王景弘的生卒年、所属宦官衙门、具体职位以及他与王贵通是否为同一人等问题，常陷入众说纷纭的困境。像近代以来，不少书刊称其为郑和的“副使”，但清代以前的史籍、碑铭中并无王景弘任“副使”的记载，此说法是近几十年才出现。明代《天妃灵应之记》明确写作“正使太监郑和、王景弘”；不过王景弘因多次与郑和一同出使，所以也有学者认为王景弘可能在初期担任副使，后因“有拥立皇储功”，被授予正使宦官。

考古发现的“王景弘地券”为研究王景弘提供了关键信息。此地券本名为“高上后土皇地祇卖地券文”，发现它的凤凰村就在明代南京聚宝门（今中华门）西南5千米处，这里原是一大片低山丘陵，早在六朝时期就成了南京墓葬聚集之所。那什么叫地券呢？这一类石刻起源自汉朝，在碑文中墓主人会通过模仿人间土地的交易行为，向天地神明禀告自己将购买阴宅用地，并拟定契约，以此祈求保佑。王景弘地券开头就是“今有地一段，坐落地名应天府江宁县安德门外崇因寺东”，明确了他的葬地为南京安德门外崇因寺东侧。明朝宦官大多崇佛，很愿意将坟墓建在佛寺旁，郑和与王景弘都不例外。

地券也为推断王景弘的生年提供了重要线索，盖因碑文中出现了一位极其罕见的神祇——田交佑。学者在明代《正统道藏》收录的《灵宝天尊说禄库受生经》中发现了田交佑之名。该经将田交佑列为“酉生人”的“本命元辰”。照此看来，王景弘的生年很可能是酉年，结合郑和第一次下西洋是永乐三年（1405），学者据此推测王景弘最可能生于洪武二年（1369），这样他于年富力强的37岁时参与第一次下西洋就显得十分合理。从地券末尾的“正统元年四月二十五日”，可知立石的时间为1436年。而《明实录》中最后一次出现王景弘的记录，是在正统二年（1437）十月，明英宗要求王景弘与成国公朱勇等人整顿南京军备。因此，不少学者认同王景弘是在正统二年年末告老或去世。地券属于王景弘年老时为自己预制的。此外，地券还确证了一点，即王景弘的任职部门与郑和相同，两人均为“内官监太监”。

可是，早在永乐十八年（1420），朱棣便下诏迁都北京，为何王景弘晚年为自己购置的葬地却在南京？这与他任南京守备的经历有关。永乐二十二年（1424）七月，朱棣在榆木川驾崩，即位的仁宗朱高炽此前就不赞同迁都之举，即位后立马着手，计划迁回南京。所以王景弘在船队回国时，即奉命赴南京镇守，同时仁宗还下诏“下西洋诸番国宝船皆停止”。不久后郑和船队也抵达东南沿海，同样奉命镇守南京，与王景弘、朱卜花、唐观保等协同管理内府之事。这段时间，他们还与李隆、沐昕等勋臣商议南京的军民政务问题。仁宗仅在位一年即驾崩，大明还都南京之事只能作罢。明宣宗朱瞻基遂正式设立“南京守备”一职，统领南京中军都督府事务，节制南京诸卫所，负责留守及防护。根据洪熙时期增设宦官担任同守备，形成内外协同机制，分别以武臣担任“外守备”（也称“武守备”），宦官担任“内守备”，而这个职位的首任内守备，就是郑和与王景弘。

“高上后土皇地祇卖地券文”拓片，即王景弘地券，2012 年底，发现于南京赛虹桥街道凤凰村一处已被拆除的民房废墟内。该地券为探讨王景弘的生年与卒年和晚年归宿提供了宝贵线索

郑和是云南人这点相当清楚。作为地位跟郑和相当的下西洋船队领袖，王景弘的家乡又在哪里？这个问题实则在该地券发现前早已解开。1992年，福建社科院研究员徐晓望从万历《漳州府志》和乾隆《龙岩州志》中发现了可以互证的两条记录，从而确认王景弘是今福建龙岩漳平人。而2005年，张金红、徐斌又在《武职选簿》中发现了一条重要档案：

王心：正千户。《外黄》查有：王珙，龙岩县人。有伯父王真，永乐二十年选跟太监王景弘等下西洋公干，擒获伪王苏干剌等，即次有功回还，永乐二十二年升锦衣卫左所正千户，宣德七年没，无儿男。成化二十三年比替本卫水军所正千户，钦与世袭。

乾隆《龙岩州志》中提到，王景弘的嗣子名叫王祯，世袭南京锦衣卫正千户。事实上，选簿中的确存在多例将“祯”与“真”混写的情况。两相对比，可以确定这个王祯就是选簿里的王真，他应该是王景弘从侄、甥等亲族晚辈中认养的孩子。知道这一点后，王景弘嗣子往下的九代世系其实都能在选簿中找到——一辈王真、二辈王英、三辈王珙、四辈王臣、五辈王选、六辈王心、七辈王贞吉、八辈王建中，九辈王延祚。崇祯十三年（1640）时，王延祚24岁。王氏一族与郑和后裔一样，世代为官，直到明朝覆亡。

副使洪保“七下西洋”

洪保以副使之职屡次远航，其墓中发现的寿藏铭也成为了后人了解其生平的关键。不同于普通墓志铭，寿藏铭是主人在生时自己预先准备好的。所以，这块洪保墓里的《大明都知监洪公寿藏铭》，其上每一字一句都可以说是得到了洪保本人的认可。

在洪保、郑和之间，有一个鲜明的纽带将他们紧密相连——地缘与身份。洪保，字志道，生于洪武三年（1370），云南太和县人。据《大明都知监洪公（保）寿藏铭》记载，洪保“以龆年来京师”。结合其家乡太和为云南大理的附郭之县，洪武十五年（1382）初为明军攻取时洪保13岁，他应该也是这时因相貌出众而被俘入宫当了宦官。如此说来，他与同为云南俘阉且年纪相仿的郑和，大约在幼时就有交情。建文元年（1399），洪保“从侍飞龙于潜邸”，说明他早年就被分调到燕王府任职。朱棣也“爱其聪敏缜密”，让他常侍奉左右。洪保或许追随着朱棣经历了整场靖难之役，因此改朝换代后即被授予内承运库副使的官职，并得赐“洪保”之名，后又任都知监右少监等职。都知监设于洪武二十八年（1395）九月，是朱元璋调整宦官机构时增设的，为十二监中最晚设立者，职责是掌管内府各监之间的公文往来及一应支取勘合。因其设立目的之一在于制衡内官监与司礼监，所以在明代早期职权显赫，属重要内监衙门。

据《寿藏铭》所记，洪保不止曾“充副使，统领军士乘大福等号五千料巨舶”出使西洋，他还于永乐四年（1406）“复统领官军铁骑，陆行使西域临藏、管觉、必力工瓦、拉撒、乌斯藏”，也就是从今天四川甘孜直入西藏中部。对照《明实录》，可知洪保此去是为册封西藏高僧。朱棣一向热衷于封赐西藏僧俗首领官爵，这是明朝对西藏行使主权的重要证明。

洪保墓内部，位于南京市江宁区祖堂山。尽管古墓曾遭到盗劫，但里面出土了非常完整的《洪保寿藏铭》。和其他墓志不同的是，2010 年南京祖堂山出土的《寿藏铭》是洪保生时所立，还详载与郑和相关的航海事迹，为研究郑和船队的重要文物

在叙述洪保“航海七渡西洋，由占城至爪哇，过满剌加、苏门答腊、锡兰山及柯枝、古里，直抵西域之忽鲁谟斯、阿丹等国”的事迹之后，《寿藏铭》还着重描写了洪保与天方国（今沙特阿拉伯麦加）的故事：

及闻海外有国曰天方，在数万余里，中国之人古未尝到，公返斾中途，乃遣军校谕之，至则远人骇其猝至，以亲属随公奉口口效贡。公所至诸国，莫不鼓舞感动。

在洪保的主导下，天方国终于跟明朝互通使者。此事被写入《寿藏铭》，说明洪保自己也认为通好天方是他一生中最值得铭记的功勋之一。值得一提的是，英国皇家海军潜艇编队原指挥官、航海史研究学者加文·孟席斯（Gavin Menzies）于2002年出版的著作《1421：中国发现世界》里，有专门章节描述洪保的远航，孟席斯甚至称有大量证据表明洪保率领船队抵达过大洋洲、南极洲和美洲大陆。但需注意，其说在主流学界缺乏坚实证据支持，未被采信。

与王景弘一样，洪保的晚年也在南京度过。《明实录》记载，明英宗正统元年（1436）九月，“太监洪保请度家人为僧。许之，凡度僧二十四人”，这是实录里洪保最后一次出现。从他一次申请24张度牒的情况看，可知其晚年信奉佛教。遗憾的点在于，洪保作为同样曾七下西洋的太监，在《明史》中未获单独立传，一如王景弘的境遇。